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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6年以来，美国贸易与产业政策持续“向内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提出继续强化“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白宫4月调整钢、铝、铜及其衍生品进口关税，把本土制造和国家安全置于贸易规则之前；路透社4月下旬披露，美国商务部要求部分芯片设备企业暂停向中国华虹部分设施供货。分析人士称，关税、出口管制、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重组，已不再是孤立政策，而是美国护持霸权的一套系统动作。美国为何频频以“安全”之名干预市场、为何把产业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学者李巍和罗仪馥的重磅研究成果——《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钥匙。
李巍和罗仪馥以“美国霸权的产业基础”为核心命题，试图从产业政治学角度解释美国霸权的形成、运作与衰落。全书从美国霸权的六个支柱写起，分析中美竞争在外交、融资、创新三大场域中的展开；继而建立产业政治学框架，讨论国家在产业发展、安全竞争和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随后进入半导体、华为、台积电、三星、苹果、电动汽车、飞机制造等具体案例，呈现美国如何通过技术、资本、市场和制度影响全球产业格局；最后以“霸权黄昏”收束，讨论中国面临的产业链风险与突围路径。其问题意识并不止于美国研究，而是直面当下大国竞争的核心：谁能控制关键产业节点，谁就更接近国际权力的中心。
本书把美国国内”铁锈地带“危机、选举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同中美科技竞争、全球供应链重塑和中国战略选择贯通起来,使读者既能看到美国霸权的制度外壳，也能看到支撑这种霸权的产业肌理；既能理解美国政策的短期冲击，也能把握其背后的长期结构。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此推送本书第一章（删节版），以飨读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李巍 罗仪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霸权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经典研究对象。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通常会出现一些实力远超其他普通国家的超强国家，而实力的均衡即所谓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并非国际体系的常态。如果实力超强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成功地运用自身的实力，并形成了对体系的控制力，那就产生了霸权（hegemony）。霸权是体系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都具有主导性和统治性地位（pre-dominance）的国家。霸权不等于实力（power），也不等同于单极（unipolarity），而是建立在实力和单极基础之上，但又超越实力。霸权是对实力的成功运用，以一定的国际体系要素和国际制度环境保障为基础。
根据霸权对国际体系控制力的辐射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全球性霸权（global hegemony）和地区性霸权（regional hegemony）两种类别。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然、超越地理的能力，并掀起第一波全球化运动。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成为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霸权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至今只见证过两个全球性霸权国家。
英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主要建立在三大基础之上：无以匹敌的海军实力、金本位制度以及遍布全球的殖民体系。但相比于传统帝国，英国霸权及其领导的全球秩序具有更多现代性的内容，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英国主导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为了保障这种贸易体系的运转，英国将自己创立的金本位制度推广到全球，形成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制度。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历史目睹了全球性霸权的交接。美国全球性霸权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相比于英国霸权，20世纪下半叶确立的美国霸权包含许多新特点。美国拥有更具综合性的强大军事实力，掌握以自由主义价值为领导体系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以更加复杂和精密的国际制度体系取代殖民体系。当然，美国霸权与英国霸权也存在重要的一脉相承之处，即在大部分时期坚持对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的承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以领土征服为基础，却能拥有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超强控制力的国家。这意味着相比于传统的帝国和霸权，美国霸权实现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化，它是一个新型的国际权力体系。
美国霸权对全球体系的强大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产业、资源、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
第一，军事控制力。美国的军事控制力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军费开支的变化；二是全球军事存在的强弱，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部署遍布世界；三是军事盟伴的关系。
第二，金融控制力。美国的金融控制力则是建立在其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货币霸权的“硬控制”基础之上，两者相辅相成，但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金融中心，掌握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包括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美元占据着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具有操控全球货币体系的强大能力。
第三，产业控制力。产业控制力体现为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尤其是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
第四，资源控制力。目前，关乎全球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资源主要分为三大类：能源、矿产和粮食。美国通过产地控制、运输控制和价格控制，掌握着对全球资源的分配，但这种控制总体呈下降趋势。
第五，思想控制力。思想控制力指美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他国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相似。思想控制力为霸权的存在及其行为提供合法性的包装。美国将其治下的国际秩序称为自由国际秩序，其实就是对思想控制力的发挥。
第六，国际制度控制力。相比于之前的霸权和帝国，美国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网络，通过国际制度来加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确实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由此一度被称为“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但与此同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也赋予美国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权力，成为美国“霸权之翼”。
总之，美国的全球性霸权由上述六个支柱构成。识别了六大支柱，也就理解了美国霸权是如何表现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由于美国霸权兴衰问题与中国崛起现象相伴相生，研判美国霸权走向就绕不开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剖析。
美国霸权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军事、金融、产业、资源、思想和国际制度的控制力上，而这六方面控制力又牢固建立在美国的外交、融资、创新行动与能力的基础上。外交、融资与创新是美国霸权的根源以及决定美国霸权走向的三个维度。从美国在这三个维度的表现看，其全球性霸权正在步入“黄昏期”，但美国并未坦然接受这一变化，而是在近几年对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发起三场声势浩大的经济战，作为其霸权护持努力的最后挣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将有增无减，并将进一步聚焦外交、融资与创新三大场域。
外交、融资和创新共同构成了分析美国霸权体系的一个简约的分析框架。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外交）、金融中心华尔街（融资）和技术创新基地硅谷（创新）则成为这三大能力的地理空间的象征。
第一，外交能力（capability for diplomacy）霸权国的外交能力主要体现为霸权国如何在霸权收益和霸权成本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扩张，在自身实力并未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过度扩张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意味着外交能力的相对下降。特朗普上台之后，大范围退出国际制度，并以单边主义外交恶化与盟伴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外交能力衰落的重要标志。拜登上台之后，重新强化美国的两洋联盟，正是试图重振美国的外交能力，但这种努力随着特朗普的再次上台而付之东流。
第二，融资能力（capability for finance）。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超强的融资能力是判断霸权走向的关键。这种融资行为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主导的融资行为（耐心资本），主要体现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即税收和国债；二是市场主导的融资行为（风险资本），主要体现为国家资本市场的价值高低。不管是国家主导的融资还是市场主导的融资，作为一个霸权国，都需要从全球进行融资，因此外资进入和资本回流的水平是衡量霸权国融资能力的关键标志。融资能力的大幅下降，标志着霸权国走向衰落。
第三，创新能力（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技术创新的能力直接决定了霸权国的产业控制力，霸权国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主要依靠对链条上关键技术的垄断，因此，技术本身成为一种国际权力的来源。
总之，美国霸权体系的分析框架可以提炼成外交能力、融资能力与创新能力三大维度。外交能力体现为平衡霸权成本与收益，具体涵盖塑造国际制度、拓展市场及构建盟伴网络的能力；融资能力依赖国家财政与市场资本的协同，既要避免“金融诅咒”对制造业的侵蚀，又需通过全球融资支撑战略目标；创新能力则是技术垄断与产业控制的核心，需兼顾国家与市场主导的不同创新路径。三者相互依存，唯有形成良性互动，方能维系霸权的体系控制力。
近年来，关于“美国霸权衰落”和“国际权力转移”的叙事基本上都围绕这三大维度展开，2017年底，美国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2018年初，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了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的帷幕。中美战略竞争自此成为国际体系最具压倒性的特征，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体现在方方面面。近几届美国政府的霸权护持战略，已经成为美国全国性的共识，主要体现在自强复兴和打压对手两个方面。
战略性产业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意义，因而成为这一轮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霸权护持运动聚焦产业和科技领域，它集中体现为对内实行产业政策以加强产业复兴，对华发动三场“经济战”。
一是关税战。霸权国通常控制着巨大的买方市场，通过对来自崛起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并联合盟伴共同针对崛起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压缩崛起国制造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通过外交动员，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联合削减中国超级企业华为的产品在欧美的市场份额，欲达到将华为全面驱逐出欧美市场的目的。美国发动关税战旨在推动中国和西方国家乃至全球市场脱钩。
二是技术战。技术战是美国对华经济打压的进阶手段，旨在钳制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和产业升级。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出口管制对华进行技术打压。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将中国众多高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全面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的审查。二是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高筑壁垒。美国通过改革外资审查制度，全面加强了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审查。美国在这两方面的行为，都是为了阻遏中国的技术可获得性，推动两国的技术脱钩。
三是金融战。霸权国掌握着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权，能够削弱对崛起国企业的资本支持，以及限制崛起国企业的融资机会。金融战标志着美国对华竞争烈度的进一步升级。截至目前，虽然美国还没有发动全面的对华金融战，但美国试图通过两种金融手段削弱中国企业与美国资本的联系：一是通过制度改革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制造障碍；二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阻碍美国资本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投资。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美国在资本端的对华打压最终可能导致两国金融脱钩。
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中美战略竞争主要在外交、资本和技术三大场域展开，它们直指美国霸权的根基。
第一，围绕外Kaiyun交的竞争。这本质上是关于“朋友多寡”，即国际体系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数量的比拼。中美围绕的外交竞争聚焦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制度的外交竞争；二是拓展市场规模的经济外交竞争；三是捍卫资源供给安全的外交竞争，清洁能源所依托的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则日益突出。美国正在大力开展矿产外交，特别是通过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MSP）来竞赢清洁能源时代的资源争夺。
第二，围绕资本的竞争。旷日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除了比拼资本募集能力，中美围绕资本的竞争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谁对资本的利用更加高效。资本更多流向技术创新、经济生产和社会服务，意味着资本的使用更加高效，否则容易引发“金融诅咒”。未来中美资本竞争也将围绕如何有效利用资本、避免浪费资本或者形成金融泡沫展开。
第三，围绕技术的竞争。中美围绕技术的竞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另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竞争。从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生态整体仍然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引领技术创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强大。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应用高度依赖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而美国经历过去数十年的对外产业转移，国内产业生态相对衰落，因此未来美国在技术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上可能不具有优势。
美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去工业化”情形，美国的技术创新缺乏产业转化的动力支撑，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这也是为何美国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战略。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具备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华为为代表的超级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不断谋求渐进式技术创新，并获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不足。从上述优劣势条件看，未来中美技术竞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
总而言之，中美战略竞争是决定美国霸权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而在现阶段及未来长时间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产业与科技是最关键的领域。
要想理解美国为护持霸权地位而实施的现代产业战略，就得深入理解美国国内产业地理环境和产业政治结构的变化。对此，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是我们理解美国霸权走向和产业战略的一把关键“钥匙”。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国家，驱动着世界政治的演进。而美国的国内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又驱动着美国霸权的内外行为。美国“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人团制度，以及近几十年来美国两党铁票州的稳定地理分野，使得少数摇摆州（又称“战场州”）成为决定美国大选结果的关键州，并因此在美国内外政策制定中获得了超越其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政治影响力。其中，铁锈地带（简称“锈带”）是美国摇摆州的集聚地，掌握着大量对选举结果至关重要的选举人票。理解铁锈地带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成为研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方向的一个重要窗口。而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锈带的产业地理特征及其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一股关键力量。
所谓产业地理，是指不同类型的产业通过集聚形成地理分化，与美国以地域为基础的选举制度相结合，共同影响甚至塑造美国经济决策的现象。产业地理包含两大要素，一是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二是选举制度。铁锈地带便是基于这两大要素在美国政治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铁锈地带也是产业集聚的产物。该地区泛指美国东北部及中西部曾因工业繁荣崛起、后因工业化陷入衰退的老工业区。铁锈地带以制造业为核心，曾是美国钢铁、汽车、机械和化工等重工业的集中地或者工业心脏地带，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化、技术变革和产业转移的冲击下逐渐陷入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的困境。关于铁锈地带所覆盖的行政区域说法不一，广义来看主要涉及五大湖流域的八大州（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以及艾奥瓦州。
铁锈地带是一个极具历史象征意义的地理与经济概念，其繁荣和衰退历程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的缩影，而且蕴含更加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内涵。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产业转移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美国的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一是国际竞争。彼时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国钢铁业和汽车制造业迅速崛起，成本更低的进口产品冲击美国本土市场。1959年，美国出现了20世纪以来首次钢铁进口超过出口的情况，美国钢铁产业此后一路下滑。1968年开始，美国的汽车用品贸易也出现逆差且呈不断扩大趋势。二是产业转移。制造业衰落的直接动因是相关产业对外迁移，既包括向美国南方“阳光地带”的转移，又指涉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伴随着当地用工成本等的相对上升，铁锈地带的企业为降本增效，将工厂迁往美国南部的“阳光地带”或东亚、拉美等海外地区，导致铁锈地带的相关产业规模逐渐缩减。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近40年来铁锈地带在美国经济地图中的地位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铁锈地带的衰落本质上是当地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单一化以及全球化竞争失衡的结果，其表现不仅仅限于经济数据下滑，更包括人口、社会等各维度的全面崩溃。
其一，铁锈地带制造业大幅度萎缩和经济增长相对滞缓。以钢铁工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钢铁产量的占全球产量的比重一度高达47%；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重已降至4.3%。从经济增长情况看，铁锈地带一度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重要动力源之一，但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萎缩，该区域各州经济增长率在美国范围内逐渐落入中下水平。
其二，铁锈地带就业市场崩溃和人口大规模外迁。制造业衰落直接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而刺激人口向外迁移。铁锈地带八州在1948年选举人团票数总计153票，到2024年则只有105票，下降31%，其中宾夕法尼亚州表现最为明显，从35票减少至19票，下降46%。该地区分布着众多传统工业城市，对比2000年和2019年的城市人口数据，在整体美国人口较快增长的背景下，有四个主要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它们一度是举世瞩目的制造基地，包括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俄亥俄州的托莱多，人口负增长率分别为6%、4%、2%和5%。
与此同时，美国的选举制度赋予铁锈地带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选举制度包括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两大部分。
一是国会议员选举。美国国会是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制机构，由参议院和Kaiyun众议院组成。参议院以州为单位，每州推举两名参议员，共100名参议员；众议院以按照人口规模划分的选区为单位划分议席，共435名众议员。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两年，每两年全部改选。一方面，以地区单位为划分的代议制保证了全美所有地方的各种利益和诉求都能够在国会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每两年的改选制度意味着议员们需要频繁地应对竞选连任的压力，从而迫使议员们不断地考量和落实选民的实质性诉求。
二是总统选举。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全美共有538名选举人，各州拥有的选举人数目同该州在国会的参、众议员人数相等。总统大选最终结果并非由全国直选的人头票决定，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定，赢得选举人票的一半及以上才可获得胜选。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按普选票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外，其余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团在投票时都遵循“赢者通吃”规则，获得该州或特区相对多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将获得该州或特区全部的选举人票。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规则一方面将总统的选民基础从全国范围内的转化为以州为单位的，另一方面也使分散的选民利益得以在州的层面形成聚合，从而强化了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及其在总统选举中的显要地位。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化，两党分歧日益呈现水火不容，美国总统越来越代表其选民“基本盘”的利益诉求，而不是致力于成为“全民总统”。近几十年来，美国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选举政治地理，即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共和党和支持民主党的州相对稳定并大致势均力敌，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几个摇摆州。而摇摆州的主要来源地正是美国的铁锈地带。
以2020年和2024年美国两次总统选举为例。2020年总统选举共出现了12个摇摆州，其中半数位于铁锈地带；2024年大选中7个典型的摇摆州，也有3个属于铁锈州。如果单论2020年和2024年两次大选，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三州都发生了颜色变化，并且成为两次大选相关获胜方致胜的关键：2020年拜登通过赢得这三州成功入主白宫，四年后特朗普又靠夺回这三州赢得选举（见表1-1）。这进一步强化了铁锈地带摇摆州相关诉求在美国内外经济政策议程中的影响力。
事实上，作为蓝领工人聚居地的铁锈地带过去长期是民主党的堡垒，只不过随着铁锈地带本身的演变以及美国两党格局的变化而成为摇摆州。1992—2012年，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连续六次赢得总统选举，这些地区一度被比喻为“蓝墙”。但随着铁锈地带的衰落和该地区工人经济焦虑的激化，再加上2016年横空出世的特朗普高调宣扬的“重振制造业“”反全球化”等口号真切回应了这一群体的利益关切，铁锈地带工人开始寻求通过转变政治立场来改善自身处境。而在2020年的大选中，拜登及其所在的民主党也开始重视“重振制造业”并将其作为竞选纲领之一，收复在上次大选中丢失的部分铁锈州并赢得选举。由此，铁锈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左右摇摆逐渐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突出现象，并成为决定大选情势的关键。
铁锈地带的支柱性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遭遇了近乎摧毁性的打击，该地区因此成为美国逆全球化势力的大本营。产业大面积衰落导致的经济困境在铁锈地带逐渐衍生出一种贫困文化、福利文化和民粹文化。被视为美国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在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探讨了美国的工人阶级问题和铁锈地带的衰落，书中揭示的正是深陷贫困的铁锈地带蓝领白人对精英阶层和全球化的深度不满。
在此背景下，铁锈地带成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主要投射的地区。根据萨缪尔森定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会催生国内产业分化，但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地域集中的特征，产业分化最终体现为地域分化。而美国的选举又是以地区为单位的，经济地理通过政治地理的传导，最终转变为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高柏将这种现象称为“萨缪尔森陷阱”。基于此，铁锈地带的选民主要有两大政策偏好及诉求。在国内经济政策上，这些选民总体上支持建立更好的福利体系，支持对大资本增税；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这些选民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制造业回流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
锈带危机导致美国的产业与经济政策逐渐出现“向内看”的倾向，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表现出明显的“破坏性”特征。这里的“破坏性”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美国政府一系列以邻为壑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的政策搅动；二是美国的行为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面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潮，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世界开始崩塌。
近几次美国大选表明两党势力的基本盘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共和党正在由传统亲商的政党转变为中产阶级和宗教保守派的代表，共和党的支持力量总体上有更强的内部认同和政治凝聚力。另一方面，民主党正在演变为代表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松散大联盟。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支持全球化的民主党上层精英和反全球化的中下层产业工人的利益冲突严重，导致民主党的对外经济政策处于两股力量相互撕扯的紧张之中，进而导致美国难以形成连贯一致的领导全球经济的战略方向。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尽管拜登政府全面修正特朗普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好勇斗狠式蛮干以及粗暴的“退群”行为，但其不能完全放弃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包括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两个方面的内容，深刻地影响着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铁锈地带的社会生态还孕育出多位美国政客，这些人后来成为推动美国国内外经济政策或议程的关键力量。万斯正出生于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在担任特朗普新政府的副总统后，他成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和“美国优先”理念的最重要旗手之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精神教父”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成长于俄亥俄州。莱特希泽认为，铁锈地带的衰落根源于日本的产业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毒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主导了美日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的主要谈判。他在《没有贸易是自由的》一书中提及，“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这正是近年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理念基础。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担任贸易代表期间，莱特希泽成为美国发动对中国大规模贸易战的操盘手。
虽然莱特希泽未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中任职，但其得意门生和继任者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基本延续了这一思想路线日，格里尔就任美国贸易代表后不久，便向国会提交《2025年贸易政策议程》，该文件明确提出，将推动美国从“消费型经济”（Consumption Economy）转向“生产型经济”（Production Economy），坚持“美国优先”、通过强化本土生产重塑贸易平衡以减少逆差。这些鲜活的个人案例表明，铁锈地带日益成为美国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84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反复宣扬的所谓“美国优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锈带优先”或“中产阶级优先”。
如果美国彻底失去继续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角色的意愿，而中国也因为自身的诸多不足而难以接替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全球经济很可能重返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所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的无领导时期。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最终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约瑟夫·奈将这种领导权的真空导致全球经济混乱的现象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事实上，称之为“金德尔伯格困境”更为合适。这种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开始埋下种子，在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凸显并在此后多年持续发酵，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续。
总的来说，锈带危机及其国内和国际影响既是美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球化进程中权力格局重构的表现，预示着美国领导自由全球经济秩序的能力和意愿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在锈带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抛弃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信条，重拾国家干预主义甚至霸凌主义的工具，全球经济体系告别了20世纪90年代的“田园牧歌”，进入到一个波涛汹涌的新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彻底确立了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尽管它曾先后遭遇到来自苏联的政治军事挑战和来自日本、欧洲的经济挑战，但其总体上屹立不倒，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其历史的巅峰。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第二个十年里，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来自中国的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竞争压力，同时，美国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也进一步展露，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变迁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开放性问题。
产业（科技）正成为现阶段解析美国霸权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产业（科技）之于美国霸权的意义，不仅涉及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而且关乎美国内部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换言之，基于霸权护持的终极目标，同时在内部铁锈地带危机的刺激下，美国将产业复兴的重要性抬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也将其推至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为了抑制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发起了猛烈的“经济战”，其烈度为冷战结束以来的绝无仅有，其核心目的就是重建美国的产业优势，同时打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此背景下，产业研究进一步跳出经济学的范畴，迅速涌入政治学的视野，产业政治学成为我们理解大国政治的新范式。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担任中华美国学会和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先后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等机构做访问学者。著有《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2015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产业政治学、亚太政治经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东南亚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全球价值链中的泰国：现状与前景》（2023年）、《“一带一路”国别研究：越南外来直接投资发展报告》（2020年）、《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家影响力》（2018年，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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