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23-6860
2025年5月，华泰研究发出系列报告指出在外部环境变化下，中国香港自身经济和资本市场迎来系统性重估机遇。香港资本市场重估被人民币升值、全球资本再配置和互联互通深化的三大长期因子驱动，包含但并不简单等价于恒生指数的上涨。2025年至今，香港房地产价格和通胀已经回升、IPO规模重回全球首位、港股日均成交规模上升至超过2000亿港币。当下站在2026年，中东冲突再起，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来说依然会是不平凡的一年。
短期视角看，当前中东冲击对全球风险资产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依托于估值安全边际更高、国内能源储备相对充裕、港股盈利与油价相关性不高等因素，香港市场或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绝对脱敏，因此短期更加强调防风险。
但当我们把视线看向中长期问题，中东冲突至少催化了三个需求增长点：能源转型需求，美元结算和储备替代性需求以及安全的国际资金留存地需求。中国香港正在这三个需求的交界中，同时在长期结构性变化中还面对着国内基本面企稳和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周期性顺风。如果尽快完成相应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充分准备，香港地区有机会承接当前的新发展机遇。
首先，人民币结算和储备需求可能进一步加速。我们认为，中东冲突后的美元走强仅反映流动性需求，并不意味着去美元化的终结，恰恰相反，去美元化还可能因此进一步加速。中国作为中东国家能源产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过去已有伊朗、伊拉克等积极推进人民币结算，当前的地缘波动可能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其次，从可投资的人民币资产看，中东国家实体曾于香港发行过美元伊斯兰债券（Sukuk），具有高流动性和低风险的资产如“点心债”也在积极扩容，让离岸人民币资金有资产可以沉淀。往后看，香港通过不断完善底层交易、支付和结算等基础设施，扩大中层可投资资产池并盘活流动性，同时在顶层针对中东文化、宗教等要求丰富多元性，有望承接当前机遇。
1）在本次冲突之前，中东长线主权基金就已经与香港建立了丰富的联系，并通过参与IPO等进入香港市场。这部分资金体量较大，且具有全球分散化配置的特点，对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有战略性投资需求。2）中东私人财富资产管理规模也非常庞大，中低风险偏好使得这类资金也多全球化分散配置，且侧重于固收、保险和高股息股票等资产，香港的全球化财富管理服务同样适用于这类资金。3）中国此前也有大量资金通过证券和组合投资方式进入中东，资产集中沉淀于阿联酋这一离岸金融中心，资金近一半从香港流出。一旦海外波动率上升，这部分跨境资金也天然更容易回到香港。
短期避险资金进入香港并不代表立刻进入港股，对此我们需要客观看待。但从中长期看，总量上海外资金来港有助于增加香港货币存量，提升市场流动性并降低流动性风险溢价。结构上资金和人员流动有助于增加对香港商业地产、财富管理、保险等服务行业的需求。从投资者偏好角度，考虑到伊斯兰合规性要求和中东三类资金对金融资产的不同需求，主权资金或更偏好与中东本土战略契合、具备长期增长潜力且合规透明的核心行业如数字经济、新能源、高端制造业、医疗健康等；私人财富在股票中或更偏好高股息标的。
2025年5月，关税摩擦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余波未平时，华泰研究总量团队发布系列报告指出，在外部环境变化下，中国香港自身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数年变革反而迎来系统性重估机遇。宏观、策略、大金融行业在2025年5月22日至25日先后推出《香港资产相对优势凸显》、《港股重估蓄势待发》、《把握资产重估预期下的香港地产机遇》、《重视中国资产重估下港银机会》和《香港交易所：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价值重估》，系统性阐述香港资本市场重估的逻辑和受益板块。
香港资本市场的重估被人民币升值、全球资本再配置和互联互通深化的三大长期因子驱动，我们所讨论的香港资本市场重估包含但并不简单等价于恒生指数的上涨。
1）人民币升值意味着香港或将出现再通胀。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港与中国内地密切的贸易联系使得港币兑人民币贬值=竞争力上升+金融条件宽松。由于没有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进行调节，当香港较中国内地的相对竞争力上升时，往往会通过本地物价及资产价格的上涨来调整。
2）全球资本再配置加速香港金融市场发展。90年代来，亚洲的金融机构和出口企业长期“超配”美元，如过去10余年中国出口商可能超配美元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而2021年至今，其结汇水平可能低于均衡值约5,000亿美元。（《香港资产相对优势凸显》，2025.5.22）大量海外美元资产“回流”本币资产带来了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有助于消除低估值压力。
3）互联互通深化助力香港资本市场扩容。2024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将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2024年以来，围绕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资本配置、交易便利性等方面政策频出。作为大中华地区重要资本市场，香港市场承担着三个职责。1）企业出海：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可助力企业国际化道路。2）资金回流：港股市场是承接去美元化和分散配置的重要选项。3）人民币国际化：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不断完善的双币交易制度和底层产品扩容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回望过去这一年，在诸多合力的共振下，香港资本市场发生了瞩目的变化。1）再通胀正在发生。香港名义GDP同比增速结束2024年的下行，从2Q25逐季走高至5%。香港住宅房价也是从二季度开始止跌回稳，截至2026年1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较低点已经上涨超5%。恒生指数从2025年5月至今，累计上涨14%。2）香港国际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2025年9月由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3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总排名继续保持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2025年香港总IPO规模高达2868亿港币，位居全球第一。3）互联互通进一步改变港股生态。2025年1.4万亿港币的南向资金流入推动港股日均成交金额从2024年的1330亿港币左右大幅提升至2473亿，恒生港股通指数换手率已经升至0.8%附近，与沪深300指数差距缩窄。在好标的和资金的正循环下，港股流动性缺乏的局面得到极大改善。
在“去美元化”叙事接近一周年的当下，2026年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来说依然是不平凡的一年。中东地缘的波动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冲击，而市场变化和交易才刚刚处在初期，我们认为尚未充分定价。对香港来说，全球金融体系的压力测试是风险，但在大秩序重构下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本篇报告我们将立足中东地缘局势变化这个出发点，分析对于香港、香港资本市场和港股的潜在影响。
自3月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相对全球资本市场，香港反而表现出超预期的稳健性。3月至今美元计价下德、法、韩、日等国家和地区市场下跌均超10%，港股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均下跌5.4%，表现出较强韧性。在通常的经验中，香港作为一个离岸资本市场，且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不来自香港本身，当出现地缘局势等外部波动时，应该会伴随大规模的资金外流，从而会造成流动性抽水的效应。但为何这一次看起来如此不同？
我们在《港股何以在地缘波动中保持韧性》（2026/3/16）中指出了三个港股维持韧性的原因。1）港股市场本轮回调相对更早，尤其是大权重股自2025年四季度以来回调，相对全球其他市场估值再度处于中低水位。2）港股具备大量的高股息和周期性品种，这些公司在恒生指数占比近五成，在港股通占比同样在四成左右。3）此前港股尤其是恒科持续承压过程中累积了较多的空头头寸，在3月地缘局势冲击前总体沽空持仓/市值规模约2.44%，已经达到了2021年有数据以来历史高点。当前全球股市波动率都明显上升，多空杠杆交易风险收益比下降，部分空头在过去两周陆续平仓，对市场起到了托底的效果。
除了上述股市的技术性原因外，背靠中国内地的香港市场经济和金融风险也相对更低。1）中国原油储备相对稳定。参考《高油价下的“赢家和输家”》（2026.3.9），中国的战略原油储备相对充裕，且拥有强大的国家储备调控体系和相对独立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这意味着国际原油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核心通胀的传导是有限且可控的；2）港股盈利本身与原油关联性不高。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构成以金融、科技、消费和互联网为主，国际油价的涨跌并非港股的核心定价因素，这天然形成了一层风险隔离。我们对极端情形下各国家主要盈利和油价变动进行敏感性分析，恒生指数盈利与原油价格变动的关联性不大。（《高油价下的“赢家和输家”》，2026.3.9）3）地缘视角上，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直接卷入冲突而引发的资本外逃和风险溢价飙升，香港市场可能因其“避风港”属性而获得相对关注。
对港股市场来说，虽然相对韧性存在，但绝对收益上依然会面对目前全球风险资产对高油价持续性的定价未完全充分的压力，且局势还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现在做Risk on交易风险较高。我们认为指数底部渐进，但有持续性的反弹或仍需等待。
1）向下的压力测试看，市场已经处于磨底状态，因此相对收益型资金可以考虑将安全边际更高的港股加入组合。我们在《如何看待恒生科技未来走势？》（2026.3.9）中测算恒科指数压力点位在4500-4850之间，由于率先调整，我们认为目前或已经处于磨底期。
2）向上的反弹看，目前处于拐点左侧，绝对收益型资金配置仍建议选择现金流强劲、杠杆低、甚至受益于油价上行的行业。空头回补交易的特征是脉冲性的，持续性相对较差。外部因素当前美元偏强态势仍可能持续；内部因素仍需等财报季验证盈利预期，我们自下而上构建的盈利预测数据显示，港股非金融/港股通成份/恒科成份26年预计盈利增速分别为14%、8%和5%，国内基本面尤其是地产数据正在验证期。
当我们把视线穿过短期的流动性和价格冲击，看向中长期问题，当前的中东地缘冲突至少催化了三个新的需求增长点。最直接的是对能源转型的需求，其次是美元结算和储备替代性需求，最后是安全的国际资金留存地需求。香港正在这三个需求的交界点之中，同时在长期结构性变化中还面对着国内基本面企稳和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周期性顺风。如果尽快完成相应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充分准备，香港有机会承接当前的新发展机遇。
中国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先行者，海外对能源转型的战略性投资正在和可以继续通过港股进行。对于一些长线资金和部分产业资本而言，向外投资更多追求“协同效应”，投资目的是为自身主营业务获取技术、渠道或生态优势，同时也是对传统能源投资组合的优化配置，如宁德时代基石投资者中包括中石化、科威特投资局等。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在去美元化和对人民币结算、储藏等需求下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据香港金管局和SWIFT调查，香港处理着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截至2026年1月，香港离岸人民币贸易结算支付超13万亿元。香港也具备充裕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截至2026年1月，香港人民币存款总额约9939亿元人民币，汇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这一强大的资金基础，叠加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的金融基建设施，共同构筑了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从债券通、沪深港通到互换通，香港不仅沉淀了巨量的人民币资产，更通过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等机制，为离岸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超级联系人”。
香港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中风险更低的选择。当前全球的几大国际金融中心，如美国纽约、中东迪拜等本身就身处地缘局势风波的中心，日本东京、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中立属性也在俄乌冲突和之后的全球其他地缘冲突中明显消减。欧亚的其他金融中心如伦敦、新加坡等又在高油价环境下具有较大的经济脆弱性。香港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放在全球看，当前特殊的背景环境下也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
在中东冲突升温后，美元走强、人民币走弱，这仅反映短期对流动性和避险的需求，但本质上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可能进一步加速，并且形成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投资的双向循环。
在中东冲突发生之前，在双边和区域层面，去美元结算已出现了碎片化的实质推进。中国是当前区域去美元结算最典型的观察窗口。中国持续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通过货币互换、支付基础设施和贸易政策形成制度支持，截至202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主要经济体，总规模约 4.5万亿元人民币[1]。
从具体案例上看，中俄是双边去美元结算落地最快的案例。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受到大规模金融制裁，美元与欧元清算渠道的可靠性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战略下具备政策动机，并在贸易规模、人民币流动性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方面拥有现实承接能力。在此背景下，中俄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本币结算路径，2023年四季度人民币在莫斯科交易所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份额达到49.5%，首次超过美元；2025年4月俄罗斯财政部长称中俄双边贸易中已有99.1%通过本币完成结算[2]。
中东冲突升级后，对人民币结算需求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以往能源贸易美元结算的惯性可能被部分打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也是中东地区石油出口亚洲的首要市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原油进口数据，2025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为5.78亿吨，同比增长4.5%；日均进口1155万桶；进口总金额约为2963亿美元（约人民币2.12万亿）。其中17.4%来自俄罗斯，11.2%来自伊拉克，29.9%来自海湾国家。据统计，2025年中东地区向亚洲日均出口石油约1474万桶，占约亚洲进口总额的59%；其中541万桶销往中国，占比高达36.7%，居于第一。可见中国市场对中东地区极为重要，而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长期贸易关系也促使石油国际结算方式转型。
一直以来，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结算体系遵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石油金融框架，其世界原油贸易主要以美元进行定价与结算。近年来，受市场驱动和国家战略考量的影响，海湾国家也逐步出现石油贸易结算体系的多元化趋势，尝试使用人民币和其他币种结算。例如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推进人民币结算谈判，试点多边数字货币实时跨境结算。
与海湾国家深度嵌入美元体系不同，伊朗、伊拉克表现出“去美元化”或结算方式的局部松动，对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需求快速增长。伊朗因核问题和地缘政治冲突，长期受到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贸易制裁。自2018年5月8日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在石油贸易、货币结算、海外资产配置等方面受到多重限制，无法使用SWIFT等美元体系进行全球交易和结算，本币伊朗里亚尔汇率暴跌，其海外美元资产也被冻结或限制。当前伊朗在石油出口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以货易货或非正式的第三方渠道。伊拉克尽管未受全面制裁，但其石油收入需直接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专属账户，美国政府拥有对资金使用、流动的审查和裁量权。在该限制框架下，伊拉克正积极推进多币种结算，允许对中国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建立小范围的欧元结算试点等。
总体来看，美国对伊朗等实行以美元为地缘武器的制裁，加强了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能源出口国的冲击，要求在跨国贸易中寻求中性可靠的货币支付方式，以提升金融自主权。而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就“美元+石油”的安全绑定也出现局部松动，能源出口国获得了未来自主选择结算货币的空间。同时，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大量能源进口需求，也促使双方建立可替代的货币结算方式，并推进人民币支付与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完善和技术研发。此次中东冲突的升级进一步暴露了现存能源贸易中货币结算方式的弊端，未来世界金融体系对人民币结算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上升，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新机遇。
境外对人民币需求上升也会同时增加对可投资的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或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扩容和发展。香港金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6月，香港新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12714亿元，保持同比增长态势。“点心债”是指在香港发行、以离岸人民币计价并面向国际投资者的债券，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最核心的形式。根据香港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报告，2025全年托管并结算824宗新点心债，总额10130亿元，与2024年持平；通过CMU发行的点心债总额占据香港市场全部非港币债券的77%。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四季度，中亚企业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规模为12.5亿元人民币。这体现了点心债市场对跨行业、跨地区国家，尤其是能源贸易的吸引力正在持续提升。
在机遇面前，香港需要进一步全方位构建高效、安全、丰富的资本流通渠道，有助于帮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展再上台阶，在“石油-人民币-资本市场”的新型循环中更好地承担关键枢纽的角色。通过完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丰富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供给、提升符合中东资金特征的金融服务能力等，香港可以逐步完善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市场制度设计，推动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资本活水转化。
从底层基础设施来看，目前，香港的金融基建主要分为三大类：（1）支付系统：交收银行同业的支付交易；（2）债券交收系统：交收及托管债券；（3）与本地及境外系统联网：分别在本地与境外提供外汇交易同步交收及货银两讫交收服务。其中针对离岸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的关键基础设施有：人民币清算银行（如中银香港）、香港RTGS（人民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等清算体系；CIPS、mBridge等跨境支付系统。当前阿布扎比第一银行、迪拜国民银行、沙特国家银行等规模大、活跃度高的商行都已直连CIPS，实现人民币清算的“秒级”到账，效率优于SWIFT。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告也显示，2024年6月，mBridge已建成最小可行产品，可通过消除中转行收费，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约50-80%，实现中国与阿联酋、沙特之间的数字货币直接对冲。
未来，香港有望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通过有效结合CIPS与香港本地清算银行体系，利用mBridge渠道，深化中国内地、香港、阿联酋的地区合作，为中东能源资金提供完备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通道。同时，持续强化与中东地区主要金融机构，例如各国央行、头部商业银行、中资/港资/国际银行驻中东地区分行等的合作，包括银行直接接入、清算网络互联等，降低交易的摩擦成本。香港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稳定币（Stablecoin）在跨境结算中的渗透率和合规监管，凭借运行更高效、不间断、币值稳定、可规避汇率风险等优势，提升人民币在中东贸易结算中的竞争力。
从中层可投资资产池来看，香港有望提升人民币资产供给能力，做大资产池并盘活流动性。具体而言：（1）在固定收益端，依托点心债等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如债券通），为中东资金提供离岸信用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多层次的配置渠道；（2）在权益资产端，通过股票通及香港本地资本市场，满足中东投资者人民币资产对收益弹性的要求；（3）在流动性与风险管理层面，依托成熟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及完善的外汇、利率衍生品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汇率及利率风险对冲工具，降低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不确定性；（4）在市场结构优化方面，通过完善人民币利率曲线、丰富衍生品品类及提升市场深度，进一步增强资产定价能力与交易效率，从而提升人民币资产整体可投资性。
从顶层文化制度来看，香港有望丰富金融市场的多元性，针对中东资金特征提供制度设计。相较于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香港尚缺流动性好、构建成熟、符合中东伊斯兰教义的金融产品体系，以吸引海湾地区主权资金及机构投资者。例如，Wahed富时美国伊斯兰合规ETF、SP Funds标普500伊斯兰行业剔除ETF、iShares MSCI全球伊斯兰合规ETF等。这类产品通常需根据伊斯兰教法剔除固定行业和产品，如：收受利息（Riba）的银行等金融行业；存在高度不确定性（Gharar）或投机（Maysir）可能的高频交易、衍生品策略；涉及酒精、博彩、猪肉食品以及部分娱乐产业（Haram）。同时，需进一步做财务筛选，符合会计与审计伊斯兰金融机构组织（AAOIFI）对负债率、利息收入等的阈值标准。部分产品还需定期披露“净化率”（Purification Ratio），以符合伊斯兰教徒的“合规收入”要求。从现有产品来看，符合中东投资者需求的主要产品往往聚焦于实体资产和高科技领域。
未来香港或可围绕中东资金的合规需求，逐步完善伊斯兰金融产品体系：一方面，可开发基于港股及中国资产的伊斯兰合规指数及ETF产品，为中东投资者提供标准化投资工具；另一方面，可持续推动伊斯兰债券（Sukuk）发行及相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其长期稳健配置需求。
出于避险的需求、去美元化的分散和能源转型的紧迫性，在中东冲突升级之后，有三类主体可能在中长期进一步增加对于香港金融体系的需求。
在本次中东冲突之前，中国香港就已经与中东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多年来，香港主动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积极对接中东市场需求：（1）在企业融资方面，港交所积极优化中东企业上市流程，将沙特证交所、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等纳入认可交易所范围，为中东企业在香港第二上市提供途径。2025年，港交所也在沙特利雅得设立首个中东办事处。（2）在结算服务方面，香港金管局持续建设CIPS与mBridge数字货币桥等基础设施，优化中东企业的人民币结算渠道；（3）在地区合作方面，2021年香港政府已在迪拜设立海外办事处，后续又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打通香港与中东的资本市场联通渠道。（4）在资金准入方面，香港积极欢迎中东主权基金等投资者参与港股IPO。另外，香港也有望积极推进中东国家发行点心债，并优化伊斯兰债券（Sukuk）挂牌流程，与伊斯兰金融认证机构互认，以达适配中东资本的教义合规需求。在近年来的多项合作中，值得关注的重点项目有2024年香港金管局与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共同出资设立的新基金。该基金目标规模10亿美金，重点关注制造业、再生能源、金融科技、医疗保健等领域，支持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企业在沙特当地发展。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是长线资金，且规模较大。作为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机构投资者，根据Global SWF Ranking最新披露数据，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达到6.01万亿美元；其中海湾地区主权基金以单位资产规模较大、市场参与活跃、全球配置最具代表性，包括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阿布扎比Mubadala、ADQ、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以及卡塔尔投资局（QIA）等。目前，海湾地区约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的40%，并拥有全球前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的6家。
海湾主权基金也有着全球分散化的配置理念。根据ADIA的2024年年报，其投资组合覆盖北美、欧洲、发达亚洲和新兴市场：北美仍是最核心的配置区域，占比达到 45%–60%；发达亚洲地区配置为5%–10%，新兴市场配置为10%–20%。
海湾主权基金在资产和行业配置上也充分分散，且近期进一步关注数字经济的投资。其中，ADIA公开披露其长期策略组合主要包括：发达市场股票、新兴市场股票、政府债、信用、金融另类、房地产、私募股权和基础设施等。QIA官网虽未披露行业权重，但明确指出其投资主要板块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TMT、医疗、金融机构、消费、工业与材料、基金以及流动证券。QIA官网披露，在近期参与的19 笔国际投资中，AI/数字基础设施/机器人相关7笔，占36.8%；基金、资管、私募股权平台相关6笔，占31.6%；能源转型和商业航天各2笔，各占10.5%；房地产和工业材料各1笔，各占5.3%。PIF的2024年年报显示出其投资组合的“高集中度+战略导向”：其中能源以32.3%位居第一，不动产以13.8% 位居第二，两者合计占比达 46.1%，是组合的核心支柱；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分别占8.7%和8.6%，合计达到17.3%。可见各主权基金保持传统资源、实物资产的配置优势时，也持续加大对数字经济和新技术领域的布局。
中东私人财富管理资产数额庞大，且依托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不断增加规模。根据德勤发布的《2024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2024年中东地区共拥有290家功能完备的单一家族办公室（SFO），对应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AUM）约1590亿美元，家族总净资产约2790 亿美元，预计2025年家族总资产将增加至3250亿美元。
在资产配置上，中东私人财富的风险偏好整体偏保守，核心诉求为稳定收益。总体而言，中东私人财富呈现传统资产和另类资产并重的特征。根据瑞银发布的《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2025》，全球中东家族办公室约配置50%的资金于传统资产领域，其中以高股息股票、固定收益产品、现金、保险为主，另有50%资金配置于另类资产领域，重点配置私募股权、直接投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在区域配置上，中东私人财富传统上以配置欧美资产为主导。根据瑞银发布的《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2025》，中东私人财富传统上以北美（约55%）、西欧（约21%）为核心配置区域，本土配置仅占14%，大中华区配置约4%。在未来增配意愿上，印度、中国、沙特阿拉伯为中东私人财富增配意愿前三的地区。
在当前中东地域局势冲击下，中东私人财富存在加快流入香港市场的可能。广义上看，中东私人财富向香港的广义流动始于地缘风险下的财富避险需求。在地缘冲突升级后，中东传统财富聚集地的稳定性受冲击，北美市场亦受美国参战影响产生波动。相对而言，香港政策环境长期稳定、法治体系日趋完善、资本流动自由，成为对冲地缘不确定性的关键选项。这种“中立港”属性满足了中东家族对财富跨代保值的核心诉求，成为香港在本轮冲突下吸引国际资金的最大优势。狭义上看，资金流入港股市场拥有内在逻辑。港股市场经过长期调整后，价值洼地效应凸显，为中东资本提供了长期增值空间。
该部分资金或是因主权、企业等在中东投资而留存，或是因偏好中东金融中心如迪拜等同样开放的金融体系。依托世界银行 CPIS 跨境组合投资数据可以观察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对海湾六国的证券投资已形成百亿美元级稳定存量，且高度集中于阿联酋金融枢纽，其中香港更是承担近半出海配置功能，成为连接中国资本与中东市场的关键平台。当地缘风险上升、中东区域波动加大时，部分追求流动性、安全性与可再平衡能力的跨境资金，将更倾向于从迪拜等中东金融中心回流至制度稳定、开放度高、人民币资产丰富且同样具备国际财富管理功能的香港市场，形成 “中东避险-香港承接” 的配置逻辑。
具体计算上，我们使用世界银行 Data360 平台的CPIS（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数据库，选取指标Assets、Total Investment，涵盖 2001—2023 年各经济体对外组合投资头寸数据。该口径反映的是年末时点的跨境证券投资持仓，包括股票、基金份额、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等组合投资资产，不包括直接投资和储备资产。数据整理上，以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为投资方，以海湾六国（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巴林）为被投资经济体，对各年末组合投资头寸进行筛选汇总。
第一，中国相关经济体对中东的金融配置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存量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近十年显著加深。从时间序列看，2001—2014 年，中国相关经济体对中东 GCC 的组合投资头寸整体较低，长期停留在低个位数十亿美元区间；2015 年之后开始明显抬升，2016—2020 年进入加速扩张阶段，2022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2023 年末虽较前一年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 166.2 亿美元的高位。这说明，中东对于中国相关资本而言，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偶发性的边缘配置方向，而是逐步成长为一个有真实存量、有持续关注度的海外证券投资节点。
第二，这种配置并不是广泛分散在整个海湾地区，而是高度集中于阿联酋。截至 2023 年末，阿联酋对应的组合投资头寸为 126.6 亿美元，约占全部 GCC 配置的 76%；卡塔尔为 26.7 亿美元，约占 16%；沙特阿拉伯为 11.2 亿美元，约占 7%，其余几个国家规模都很小。这说明中国资金在中东的配置明显围绕阿联酋这一离岸金融、财富管理和跨境资本中转节点展开。换句话说，部分中国向中东投资的资金可能是把中东，尤其是阿联酋，当成了一个区域性金融平台和资产停泊地。
第三，香港本身已经是这条配置链条中的核心出发平台之一。截至 2023 年末，在中国相关经济体对GCC的166.2亿美元组合投资头寸中，香港贡献78.1亿美元，约占47%；中国内地为70.9亿美元，约占 43%；澳门为17.2亿美元，约占10%。香港已经是重要出海平台，所以一旦中东的安全溢价上升、市场波动放大，原先经由香港出去、或与香港账户体系、法律结构、财富管理安排相关联的那部分资金，就天然更容易回到香港。
当前局面下确实有避险资金进入中国香港的需求，但我们需要客观看待的是，进入香港不等于进入港股，对港股的影响或以间接和局部影响为主。
从广义的影响看，海外资金来港有助于增加香港货币存量，提升市场流动性。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与政府统计处数据，截至2026年1月，香港M2货币供应量已突破20.6万亿港元，同比增长9.9%。在充裕资金支持下，香港市场深度明显提升，风险溢价中枢下行。
1）商业地产需求或有望改善。中东资金流入带来各类机构设立与人员扩张，可能增加对办公区的需求，进一步支撑房地产行业发展。根据CBRE的报告，2022-2025年，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在香港甲级写字楼的租赁面积占比从18%下降至17%，租赁面积从1280万平方呎降至1220万平方呎。自中东冲突升级以来，香港投资推广署InvestHK总干事表示，已有多家中东银行正积极筹备在港设立办公室。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目前香港150多家的持牌银行中仅有4家来自中东。如若冲突持续刺激中东各相关金融机构向外布局，香港承接空间可观。
2）财富管理业务再扩容。香港财富管理业务辐射全球，非常适合具有全球投资视角的中东资金参与。从资金特征来看中东地区财富高度集中于高净值人群，其资产管理需求往往要求综合全球资产配置、财富传承、家族治理、税务优化、风险隔离等多方因素考量。根据Knight Frank最新统计，2024年中东达到的高净值标准（1000万美元）的个人47437位，占全球2.0%；达到超高净值标准（1亿美元）的个人4696位，占全球4.5%；这一数据在未来3年内还将持续增长。沙特阿拉伯经济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私有企业中约有98%是家族企业，预计在2030年前将有1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向下一代传承，可见中东私人财富的强家族属性。Lombard Odier也在其调查报告中表示，中东地区约有87%的家族企业架构允许其资产跨国流动，体现出中东投资者对于资产跨区域配置、避险增值的强烈意愿。
目前，香港具备庞大且成熟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具备承接外资流入的良好基础，中东地区的需求增长或将拉动香港本地私人银行、保险、财富管理等业务。根据香港证监会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总规模达到351.4亿港元（约4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私人银行和私人财富管理分类规模最大，总资产规模达到104.0亿港元，占比约30%。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总资产规模约186.4亿美元，占比54%，展现出香港的世界资金枢纽地位。同时，根据德勤数据，2024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family Office）共3384家，在过去两年增长25%。它们的资金来源遍布全球：在德勤调研的85家中就有28家来自海外，其中2家来自中东。60%的受访机构表示将进一步降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配置，更加聚焦香港，预计可为香港本地经济每年贡献126亿港元（约16亿美元）。
保险作为香港财富管理范畴的重要一类，也或将成为中东私人财富的配置渠道。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香港的毛保费总额达到6370亿，同比上升32.5%，位居全球保险深度第一、密度第二。保险符合高净值人群对传承、避险、惠税、增值等的需求，未来中东投资者也可能加大对香港保险业务的配置。综合来看，在全球地缘政治与市场环境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香港对全球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将持续提升，成为中东跨境资产配置与家族财富管理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3）资金面上，按照不同中东资金投资者偏好，中东资金可能流入新能源、科技等战略性行业以及高股息等低风险股票。主权资金在未来选择香港和内地资产时或更偏好与其中东本土战略契合、具备长期增长潜力且合规透明的核心行业：例如数字经济（AI、数字基础设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储能）、高端制造业、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同时该类主权基金也将兼顾不动产、基础设施等另类领域，满足其对投资安全性、合规性及长期回报的诉求。私人财富整体风格更加保守，追求资产保值和稳健增值，港股高股息标的占比较高，也是适合中东私人财富增配的重要资产类别。
地缘局势波动风险：当前地缘冲突不确定性仍较强，可能导致市场避险情绪超预期升温，进而引发全球市场波动性急剧升高，使得行情走势与我们的核心观点有所差异，并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模型误差风险：模型主要基于对历史主要事件的复盘及相关数据规律构建，但未来实际经济环境、政策响应与突发事件难以完全预判，模型固有的滞后性与简化假设可能导致与未来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偏差，使得最终行情走势偏离我们的前瞻性观点。Ka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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