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主义的历史以扩张和危机的周期为标志。但今天,该体系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积累危机:市场饱和,利润率下降,技术创新不再激活生产,反而摧毁就业和价值。
1月3日星期六的事件已是众所周知;因此,本文不再赘述。相反,本文旨在阐明美国在委内瑞拉领土上发动攻击并绑架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第一夫人西莉亚弗洛雷斯的深层原因。
除了道德谴责之外,一个必要的问题依然存在:鉴于此举对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造成的显而易见的政治恶果,美国为何在21世纪采取如此极端的决策?答案并非特朗普的言论(“我们要管理委内瑞拉”)或皮特赫格赛斯及马尔科卢比奥的口号。实际上,可以提出多种答案,但其核心都围绕着一份数周前便以技术性的冷酷口吻预告了美国行动的文件:《国家安全战略(2025版)》(ESN)。
《国家安全战略》是一项重塑西半球游戏规则的政治行为。在其33页篇幅中,该文件引入了所谓的“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它并非定义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主权,而是定义何种类型的主权在美国主导的半球秩序中被视为合法。毫无疑问,这是特朗普2.0政府试图在世界这一地区建立的例外状态体制内的一种本体论断言。因为合法性不再取决于国内政体或对国际规范的遵守,而取决于其与美国价值链的兼容性。
“我们将拒绝非本半球的竞争者在本半球部署军队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第15页)。
“我们的协议条款()必须成为我们企业的单一来源合同”(第19页)。
这意味着,他国主权的衡量标准在于其不干涉并最好能促进美国核心利益的能力。一个国家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充分承认,可以举行选举并拥有领土控制权。但如果它允许一家中国公司修建港口、矿山或5G网络,其主权在功能上就变得不合法。在此概念视域下,我们在一份关于该文件的特别分析中曾提及“功能性主权”。
委内瑞拉是这一学说的最大挑战:它是一个极限案例。它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保持战略联盟;控制关键资源而不将其管理权交给亲美资本;并发展了绕开美元和美国价值链的交换机制。在这种结构性真空即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是主权的,但根据帝国逻辑却是不合法的之中,任何针对该国的措施都变得“合理”。
根据华盛顿强加的理性,这不是通过类比,而是通过功能关系来定义的:制裁是“遏制措施”。经济围堵是“恢复最低稳定条件”。军事侵略是“威胁预防”。在此框架下,绑架一位宪法总统并非侵犯主权,而是一项技术性的风险管理操作。正因如此,在为侵犯行为辩护的框架下,“太阳卡特尔”这一虚构叙事已不再必要。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尽管其储量遥遥领先,为世界之最而在于其交易货币。正如分析师佩佩埃斯科瓦尔所指出的:“问题的核心并非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本身,而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提供资金而无限制地印刷本质上毫无价值的绿色厕纸,意味着美元必须继续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包括石油美元。”委内瑞拉为了构建一个抵抗非法制裁的框架其有效性与否是另一个议题打破了金融围堵。融入中国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这一正开始展现其作为系统性美元中心主义真实替代方案的SWIFT机制为原油以人民币、卢布或黄金支持的一篮子货币支付创造了条件。这一步并非技术性的,而是自1974年以来对石油美元垄断地位的首次实质性突破。
石油美元与工业及军事投射能力一道,是美国权力的物质支柱。没有它,美国无法为其赤字(占GDP的6-7%)、债务(超过GDP的120%)或军事开支(本年度为1.5万亿美元)提供资金。因此,绑架马杜罗旨在阻止美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流失,同时确保对雪铁戈公司(Citgo)的控制,以便将其交给金融秃鹫保罗辛格(埃利奥特投资管理公司)。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美国的子公司同样被制裁框架所挟持,它是能源权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移交该公司是半球重构的一部分,与《国家安全战略》所述内容相呼应。
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其美国变体,已进入一个价值不再主要产生于生产领域,而是产生于金融投机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并在2008年危机后加速,美国经济已非物质化:其财富建立在衍生品、算法、主权债务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之上。这一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并不创造新价值,而是通过虚构机制重新分配和预支未来价值。当前资本主义中的价值仍然以人类劳动为基础,仍然具有物质根源。悖论在于,当在纽约交易的金融投机资本远离生产时,它迫切需要重新占有真实的物质财富空间来维持其虚构。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黄金、钶钽铁矿、战略性生物多样性和能源主权对于一个已不知如何创造价值的资本而言,代表了一片本体论上的拯救之地。因此,问题从来不是“解放”委内瑞拉,而是将其资源重新整合到美国的积累轨道中,并剥夺其抵抗能力。
资本主义的历史以扩张和危机的周期为标志。但今天,该体系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积累危机:市场饱和,利润率下降,技术创新不再激活生产,反而摧毁就业和价值。这是根据研究员居内伊伊什卡拉和帕特里克莫克雷所展示的实证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见其2025年出版的著作《价值理论前沿的马克思》,由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评论)。在此背景下,资本已无法“向内”扩张,只能“向外”扩张:通过剥夺、战争和强行重构边界。 从这一分析视角出发,伊什卡拉和莫克雷确认,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并非孤立的军事冒险。
我们来看数据。1990至2020年间,70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性产业年产值的5.9%从全球南方转移至帝国核心,其中美国和日本是主要受益者。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是主要的价值“净输出国”。这种转移不仅源于劳动剥削,也源于资本有机构成(技术、生产力)的差异。然而,委内瑞拉的情况不同:通过将其资源国有化并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榨取逻辑,它已成为西方资本再生产的决定性障碍。它不仅不交出价值,反而将其保留。因此,将其重新整合到积累循环中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武力或政权更迭(这一点通过绑架马杜罗总统并未能实现)。
在此框架下,在加勒比海的军事部署本质上是美国资本在其终末阶段逻辑的体现;当它无法再谈判时,便强加其例外状态体制:华盛顿的胜利仅因其更具掠夺性。委内瑞拉因拒绝成为一个“剥削空间”,而变成了一个系统性障碍。消除它在政治上、法律上、物理上,以及作为一种替代可能性的存在是帝国资本在其终末阶段的结构性需要。致命的悖论正在于此:美国越是要求他者变得“功能性”,其自身的失能就越发明显。其经济依赖于不可持续的赤字;其内部稳定所依赖的中产阶级已被粉碎;其政治凝聚力被一个通过算法和投资基金进行统治的技术官僚寡头集团所撕裂。“美国优先”的论述,究其根本,揭示了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这是一个害怕失去控制者的声音。因此,特朗普(以及卢比奥、米勒等人)寻求一种能提振其自恋情绪的惊人之举。
但超越经济层面,1月3日的行动揭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美国方案的文明性崩溃。特朗普、卢比奥和赫格赛斯没有援引《联合国宪章》,没有国际法,甚至没有“自由贸易”的借口。他们用一种末世论的言辞,以及贩毒、恐怖主义和“迫在眉睫的威胁”等可随意贴上的标签来为其辩护。这种言辞是一个已失去方向的大国的语言,它已不知能为世界提供何种未来,甚至也无法为其本国公民提供。在言辞背后是实践:在加勒比地区,超过100人(包括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人、特立尼达人等)未经审判、没有证人、缺乏法律依据地被杀害;未经国会授权使用无人机、轰炸机和海军陆战队;为规避《日内瓦公约》而发明“非法战斗人员”类别。这些是以“反毒战争”为借口掩盖的法外处决,但实际上是由美国高层政治指导的军事行动。
对委内瑞拉的攻击代表了一个没有方案的体系的终极逻辑:当它无法再诱惑时,便进行恫吓;当它无法再说服时,便予以消灭。 因为,显而易见,美国正面临一场文明合法性危机。美国资本主义曾承诺民主、进步和福祉,但却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系统性种族主义、生态破坏和一种掠夺性个人主义文化。云开全站Kaiyun平台中产阶级瓦解,预期寿命下降,精神健康崩溃。这一模式甚至在其本土也已失去吸引力。
面对这种文化霸权的丧失,建制派诉诸一种替代性宗教:帝国民族主义。“门罗主义”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确实是政治口号,但更重要的是为失落的伟大举行的哀悼仪式。在此背景下,委内瑞拉成为完美的替罪羊:对其进行妖魔化和毁灭威胁,(理论上)能够象征性地重新统一一个分裂的社会。 这一逻辑表现为一种死亡政治的理性(再次借用阿希尔姆贝贝的概念):权力不再管理生命,而是决定谁可以未经审判被监禁,谁可以被剥夺权利而遭绑架,谁可以被无端轰炸。
1月3日发生的一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例外状态的常态化。美国的外交政策已成为一个处于哀悼中的文明的集体疗法,每一次军事威胁都是对一个不再相信自身、只相信武力的权力的信仰之举,其危险性便在于此(这已是相当严重的评价)。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入主白宫、完美体现了帝国绝望的自恋富豪的智力缺陷时。
1月3日的行动并非一次“成功的政变”:我们可以在委内瑞拉的街头,在以(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为首的国家行政连续性所提供的政治稳定中得到证实。但它确实是“特朗普推论”在加勒比海部署之外的首次公开执行:一种以功能性主权取代法律主权,以技术性风险管理取代国际法,以结构性胁迫取代外交的学说。在这一武力行动中,美国暴露了其最深层的弱点:它已无法通过共识,甚至也无法通过持续的恐惧来强加其秩序。它需要绑架总统、滥杀平民和制造生存威胁的敌人,以维持控制的幻觉。在这种帝国现实主义体制下,委内瑞拉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例外不完美、充满矛盾,但真实存在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功地维持了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这对美国的利益,以及对几十年来支撑着西方资本的掠夺性秩序,都构成了危险。 我们可以断言,这并非煽动或纯粹的宣传,他们所惧怕的不是马杜罗本人,而是他的榜样被效仿。
在这一点上,失败已成定局:只要委内瑞拉继续存在我们重申:作为一种替代可能性的存在这个衰落帝国的功能性秩序就不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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