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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到处都是文明被毁灭的遗迹？难道死亡是万物的定数？在历史的成长与衰亡过程中，是否有任何规律可循，能使我们得以由过去存在的文明的进程，去预测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些想象力十足的古人就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详细预测着未来世界的细节。在《第四田园诗》里，维吉尔（公元前70年—前19年，古罗马诗人）宣告，总有一天，变化的能力耗尽之后，整个宇宙或因预定的计划，或因偶然，将陷入与已被遗忘的古代完全一样的境地，将因在劫难逃的天命，一一重复那种境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尼采（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因为这种“永恒循环”的幻觉而发了疯。这真是再愚蠢不过，但在哲学家中间确实能看到这种事。
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是这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就像在过去那样，会有一些新生国家兴起，而一些古老国家会衰亡；会有一些新的文明伴随着畜牧业和农业开始，随着商业和工业扩大，进入到奢侈腐化的阶段。思想，会历经超自然解释、传奇解释到自然主义解释的过程；新的学说、发明、发现和谬见，也将会激励各种思想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反抗老的一代，但是会经历由反叛到适应再到对抗的阶段；道德上的实验也会稀释传统，威胁到它们的受益者；创新的狂热会因时间的无情而被遗忘。
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在面对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像饥饿、危险以及性爱一样的刺激时，总是准备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对。
当然，在高度发达和复杂的文明社会中，个体要比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体有更多的差异和独特性，许多情形中包含新奇的情况，需要修正直觉的反应。习惯在减少，推理在扩展；结果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未来是否重复过去并不那么确定。每年都会有奇遇。
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想把不那么严谨的规律变成充满威严的范式。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1760—1825年，法国哲学家）将过去与未来划分为“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
人类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两种不同而又交替的社会形态：一种是有机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分等级的，能被预见的，受一般理论控制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另一种是批判社会，所有思想上的联盟，所有的公共活动，所有的协调都停止了，社会仅仅是相互斗争的分散个体的聚合体。
在有机时代，各种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已经得到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然而之后不久，借助于这些暂时性解决取得的进步，以及在它们所实现的制度的保护下，会让那些答案变得不够完善，会催生新的事物。……在有机时代，人类忙于建设；在批判时代，他们又忙于破坏。
斯宾格勒（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改变了圣西门的提法，他将历史划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像四季循环一样，有着独特的生命过程与轨迹。不过，文明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是向心的时期，它将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独特的、具有内聚力的艺术形式。另一个是离心的时期，破坏有机体的力量使教义和文化陷入分裂与批判精神，结果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畸形艺术的混乱。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也许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明显地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当统治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像埃及和亚洲的河流），组织被统治者劳作时，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又构成了文明的另一个基础。
当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对于发展的进一步刺激，来自周围环境的一切挑战性的改变，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续短缺——这种挑战可能通过军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
假如我们再问，怎样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体？我们就得从历史回到心理学和生物学——也就是从环境的影响和染色体的奥秘中去寻找答案。
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对更进一步的挑战。
我们是否应该像斯宾格勒和其他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每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而又神秘地被赋予成长的能力和死亡的命运？用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比喻，来解释群体行为，以及把社会的退化归因于它的生命中某些固有的内在局限，或者是内部力量的不可抗拒的流失，这样的做法的确很吸引人。这样的比喻也许提供了暂时性的解释，正如我们把个人的联合比喻为细胞的聚合，或是把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流通，比拟成心脏的收缩与扩张。
但是，群体除了是由单个的人组成外，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没有自己的大脑和肠胃；它必须依靠其成员的大脑和神经，进行思考与感知。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挑战可以来自好多原因，而且可以通过重复或结合在一起，提升破坏力的强度。降雨量或绿洲水源的缺少，会让大地因干旱变为不毛之地。土壤也许会因为不合理的耕种或者破坏性使用而被消耗殆尽。用奴隶制劳工取代自由劳动力，能降低对生产的激励，从而导致土地弃耕，城市萧条。贸易工具或贸易路线的改变——例如海运或航空业的兴起——也会使旧的文明中心萧条和衰败，像1492年后的比萨或威尼斯就是这样。
税收过高，也许就会让投资和生产失去动力。海外市场和原料会因更具开拓精神的竞争而丧失。进口远大于出口，也许会用尽国内宝贵的金属储备。财富的集中，也许会让国家在阶级斗争或是种族战争中分裂。人口和贫穷都集中于大城市，会让政府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采用会让经济萎靡不振的救济政策，要么冒叛乱与革命的风险。
在一个社会中，因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平等，就会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一个是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十分不幸，因为天生的原因或者环境的关系，无法继承或者发展出高贵典雅的水准。随着这个多数（众生）的增长，它会对少数（精英）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谈吐、服饰、娱乐、感情、价值判断会向上扩散，多数（众生）内部的野蛮化是少数（精英）控制教育和经济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摧毁了知识阶级中的旧信仰；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古代就像现代一样，善于分析的头脑瓦解了支撑着道德法典的宗教。新的宗教出现了，但是它们与统治阶级分离，不再为国家服务。在理性主义战胜了神话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随着基督教时代之后一百年里类似的胜利而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他们在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Kaiyun中国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
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国家消亡了。古老的地区变得一片荒芜，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变迁。韧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艺，带着他的记忆。如果教育能够加深和延伸这些记忆，文明就会随着他而迁徙，在另外某个地方重建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开始，也不需要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通信和交通仍会使他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营养的胎盘里一样。罗马引进了希腊文明，并向西欧输出；美国从欧洲文明中获益，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作品。
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就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上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由勋章奖”。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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