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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阶段，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宗教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一时期被称为“西学东渐”。然而，实际上，自17世纪起，欧洲便掀起了为期200年的“中国热”，而西方传教士也从中国汲取了大量的知识。也就是说，在“西学东渐”之时，实际上也有一个“中学西渐”的过程，而且“中学西渐”的影响远超“西学东渐”。毕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是西方无法相比的。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通常只会提到“西学东渐”，而“中学西渐”的概念则鲜有提及，甚至被忽略。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对西方传教士的过度赞美，似乎他们是纯粹的、高尚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好人，一心只为将西方“先进”的知识带给中国。

　　除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之外，我们是否能相信西方传教士如历史所描述的那般纯粹？事实上，他们在中国的行为并不光彩。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曾犯下种种恶行，同时也有篡改中国历史和贬低中国文化的行为，后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便源于他们的言论。

　　在明末清初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按理说，中国的历史应由中国人来书写，而不是让西方传教士来进行干预。然而，现实是，西方传教士确实篡改了中国的历史。根据《明史》的记载，在明末历争时期，徐光启、汤若望等人主编的“西法”历书与钦天监的“东法”历书进行了多次实测较量，结果是西方历法屡屡获胜。通过这些测量，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基本被“击败”。然而，在崇祯改历期间，北京地区实际上发生了24次天文交食事件，按理说这些事件都应该进行实测比较，但除了那几次记录有争议的实测，其他事件却没有相应的记载。如果西方历法真的在天文上获胜，那么为何没有大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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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离奇的是，在当时的改历过程中，明代的历书与清代的历书有着显著的差异。清代的刻本内容明显有利于西方历法，而明代的版本则有许多缺页现象。令人困惑的是，明版和清版的缺页位置居然几乎完全相同，显然这不是简单的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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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时期，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曾经指出，甚至欧洲最顶尖的学者，在天文计算时也经常出错，而中国人却从未发现这种错误。他解释说，这些误差是因为上帝在“指引”他们，帮助他们避免错误，甚至让一切“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扭转”。实际上，康熙的自诩不过是掩饰他被西方传教士欺骗的事实。

　　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汤若望等人确实在篡改历史，贬低中国传统天文学，使得西方历法显得更为先进。学者李亮在《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中详细考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了西方传教士在历史上的篡改行为。

　　清朝入关后，出于“防汉制汉”的政策，清廷对汉人缺乏信任，却对西方传教士抱有极大信任。因此，西方传教士在清朝得到了极大的权力，甚至有西方人担任了钦天监的监正一职，这一现象加速了中国天文学的衰退。

　　汤若望的崛起，除了帮助他篡改历史，也让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到1658年，基督教信徒已达数十万之多。这一情况引起了许多传统文人的担忧，像杨光先便直言不讳地批评西方的宗教和汤若望所推行的新历法。杨光先认为，西方历法的错误百出，汤若望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暗中窃取了正朔的权力”，将中国的历法系统交给了西方人。

　　虽然杨光先的言辞有所夸张，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毕竟，若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与西方的历法真如汤若望所描绘的那样差距悬殊，那么他们也不需要如此费尽心机去篡改历史了。

　　为回应杨光先的批评，汤若望等人写了一本书，名为《天学传概》，书中提出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极力推崇基督教并贬低中国文化。例如，他们宣称，所有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后裔，伏羲等中国神话人物实际上来源于西方文化；同时，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哲学，如《诗经》、《尚书》等，实际上只是基督教思想的衍生品。显然，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言论自然引起了中国儒家学者的强烈反感。

　　最终，汤若望等人被处以监禁，但汤若望被康熙帝特赦，甚至恢复了他的“通玄教师”头衔，其他传教士则多被处死。若没有杨光先等儒家学者的强烈反击，《天学传概》若在中国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客观地说，汤若望等人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但相比之下，他们从中国获取的更多。而他们篡改历史、贬低中国文化、美化西方天文学的行为，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未曾完全消失。